【瑞金论坛】中央苏区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历史作用及启示

时间:2021-11-25 作者:吴晓荣 图片作者: 部门: 来源: 浏览量:324 【字体:

摘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来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确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道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方法和保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通过大量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累了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并初步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中央苏区所倡导和践行的调查研究,成为党的传家宝,为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运用调查研究方法解决问题提供了丰富经验和宝贵参考。

关键词毛泽东   中央苏区   农村调查  历史作用

 

 

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中央苏区时期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了解社会、做好正确决策和做好各项领导工作的重要前提,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开启了党自觉、系统、规模的调查研究,成为党的传家宝,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调查研究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深入研究毛泽东中央苏区农村调查的内容、方法以及影响,系统总结其调查研究经验与方法,对今天我们继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意义。

一、中央苏区毛泽东农村调查实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伟大梦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但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如何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经典作家著作都不能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注意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为更好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先后多次到安源考察、深入安源矿井了解工人疾苦,倾听工人心声,并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一起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在家乡湖南实地调查后,毛泽东分别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稿,提出要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弄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的力量,并批驳了党内外对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解决湘赣边界土地分配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初步分析和掌握了湘赣边界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村阶级关系。随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和初步发动组织群众基础上,领导开展土地革命,并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对土地实行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土地,“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满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后,为站稳脚跟、打开革命新局面,除了在军事上击败地方军阀之外,做好红军将士与当地群众的宣传思想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也显得至关重要。为宣传发动群众、应对现实政治局势和努力推进马列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军事斗争极为紧张的形势下进行了大量农村社会调查,形成了多篇重要调查报告和理论思考,为全面认识苏区阶级情况、科学修订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科学的理论等提供了可靠依据,提出许多符合实际与革命需要的主张。具体情况见下表。

中央苏区毛泽东农村调查实践及形成调查报告概况

调查时间

调查概况

调查报告与成文时间

1929年4月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次来到兴国,调查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及现状

《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

1929年7月中旬

指导出席中共闽西一大的代表们,分别对闽西的政治、党务、土地、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各种问题进行调查,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作准备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

1930年5月

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开展了为期十多天的寻乌调查,了解寻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土地分配、城市商业情况

《寻乌调查》(1931年1月)


根据寻乌调查情况进行理论思考与提升

《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1930年10月

在新余县罗坊镇召开兴国县8个农民座谈会,深入调查土地革命后农村经济和政治状况

兴国调查》(1931年1月)

1930年10月

听取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王怀和赣西南北路行委书记陈正人关于当地富农与贫雇农在土地革命中斗争情况的报告

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1930年10月)

1930年10月

对吉水东塘、大桥、吉安李家坊、西逸亭等处土地革命情况进行调查

《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

1930年11月12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加赣西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听取的报告记录

赣西南土地分配的情形》(1930年11月)

1930年11月14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加在吉安召开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会议所作会议记录

《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930年11月15日)

1930年11月15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加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所作会议记录

分青与出租问题》(1930年11月15日)

1930年11月21日

在吉水县木口村调查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21日)

1933年11月

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县长冈乡开展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

《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

1933年11月

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上杭县才溪乡调查

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中央苏区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主要可分成五大类型:

一是土地革命政策。从井冈山斗争到赣南闽西游击,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先后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并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指导帮助制定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 实行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从“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在分配土地中汲取闽西地方土地革命实践经验,采取“抽多补少”原则,后又增加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并加以推广,反映了党对中国革命阶级问题、土地革命斗争认识的发展和深入,使土地革命政策得到逐步完善。

二是寻乌调查。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所开展的调查中规模最大、调查内容最丰富、调研资料最详实的一次调查研究。1930年5月,毛泽东与朱德率部攻克寻乌城并在此停留一个月,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毛泽东利用比较安定的环境和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开展了为期十多天的社会调查,最终形成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着重调查了寻乌的商业情况、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使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在寻乌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行理论总结,写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倡导到群众中去开展调查

三是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吉安并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后,率部离吉安北上后抵达新余罗坊。在罗坊期间,从兴国县出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来8个人,召开为期一周的调查会,深入调查这8户家庭的详细情况,最终分析整理成4万多字的《兴国调查》。兴国调查是在寻乌调查5个月后进行的,两个调查报告都是在宁都小布整理的,可视为姐妹篇,也可以说《兴国调查》是《寻乌调查》的继续和补充。兴国调查主要立足于补充寻乌调查中缺失的贫农问题,以兴国8户贫农家庭经济社会状况为切入口,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状况和他们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态度,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一次较为典型的专题调查。通过兴国调查,毛泽东对中农问题的认识更清楚了,对贫农和雇农之间的差别有了具体的了解。

三是赣西南系列调查。1930年11月,为迎接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围剿”,毛泽东自罗坊返回吉安部署红军撤退转移,途中在吉水、吉安的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和木口等村进行了简略调查,了解土地革命进展情况、村乡两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过程中的组织活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党在对待地主阶级的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和问题,认识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农的严重性,针对分田后出现的土地抛荒和鳏寡孤独无力耕种现象,提出“新租田制”和“要分定”的解决方案。

四是长冈、才溪两乡调查。1933年11月,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如何加强根据地建设、改善群众生活、调动群众积极性,动员一切力量支援革命战争,毛泽东认为必须找到一些典型的基层经验进行推广。毛泽东率队到长冈乡、才溪乡开展调查,通过调查认识到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不是互相对立,只要采取恰当的工作方法和灵活的措施,真正提高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困难,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两个调查报告均在1934年初的二苏大上进行发放,不仅是作为大会重要材料,而且是作为先进经验将其在整个苏维埃区域推广。

二、中央苏区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历史作用

调查研究是作出正确决策、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和前提,在中央苏区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通过农村调查研究,正确了解和分析中国农村及农民问题,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积累了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道路,在理论上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为制定正确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实际依据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其终极目的就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富农日益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富农到底是什么?如何确定其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制定对其正确策略,直接关系到党能否顺利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是党在制定正确土地革命路线时必须面对且认真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来信批评中国共产党“把富农阶层当作了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错误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对富农的策略上犯了实际的错误。面对共产国际的批评,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在目前农村斗争中应坚定地执行“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的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路线,强调要坚决的反对富农,最终与富农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随后,赣西南苏区开展了反对“富农路线”的斗争,许多党员干部因此受到伤害。

为解决富农问题,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对工商业和富农问题进行了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1930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进行的数次农村调查也是以“富农问题”为核心来开展的。其中,通过听取中共赣西南的报告所整理的记录,揭示了“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在春荒时期采取囤积粮食和贩卖工业品的方式,使春荒加重以剥削农民;通过东塘等处调查发现,在分配土地过程中,普遍采用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从而强调“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根据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会议所作记录,毛泽东明确指出江西有些地区的富农力量强大,江西苏区在富农问题上出现严重错误。通过一系列的调查,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依靠、 团结、孤立和打击的对象,为制定正确土地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1932年春开始,各苏区先后开展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不使一个地主留下一寸土地,不使一个富农偷取一丘好田”的口号下,即便毛泽东提出既要“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在实际中为一些富农被错划为地主,中农被错划为富农的情况翻案,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富农打击过重的现象。不过,查田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错误对待富农现象,使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弄清楚了富农同贫农斗争的关键所在,进一步形成了比较正确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土地政策的理论以及土地革命路线等。1933年6月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角度,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否存在剥削以及剥削的形式为根据,明确了农村阶级划分标准问题,成为后来阶级划分的重要文件。在正确阶级分析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的认识逐渐深入,最终将其归纳为“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削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

(二)为深化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毛泽东在领导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强调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通过持续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总结,探索形成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位一体”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引领中国革命最终走向了胜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明确提出在国民革命失败的严重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要整顿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寻找着“新的道路”。这时候的新道路,即移植苏维埃模式,借鉴苏联经验,在城市开展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遭受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他改变中央要求攻打长沙的指令,选择向农村进军,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实践,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引领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在领导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先后写就《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阐明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提出之后,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理论上对其进一步深化,并在革命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其正确性。为更好地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正确性,需要了解中国城市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和农村两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转入农村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展根据地建设,对农村情况相对较为熟悉,对城市情况则缺乏足够的了解。

毛泽东认为,“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为下决心了解城市问题,毛泽东在寻乌县重点调查商业,调查了各个行业的情况,琳琅满目,并希望引起党内其他同志研究城市的兴味,像研究农村问题一样研究城市问题,并研究透彻。

8万字的《寻乌调查》报告中,关于寻乌商业的内容多达3万字,涉及盐、杂货、油、豆、屠坊等20几个行业,关于寻乌县城的内容有2.7万多字,对寻乌的行业状况、人口构成、阶级状况、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等作了详细调查分析,进一步弄清楚了城市的生产生活和阶级关系状况。通过调查分析,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城市的阶级关系是相当复杂和模糊的,决不能照搬照抄经典作家著作,也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经验。比如,杂货店店员,三年学徒出师后,其地位就不同了,不再是“徒弟”,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其薪俸和经济地位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可能会完全把生意交给他,分得红利,阶级地位从而发生变化。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剖解寻乌县城人口成分,发现其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2700人中,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此外还有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机关、地主、宗教徒等阶级,并分析了不同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尤其是对商人、地主的生活状态和政治态度进行了细致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依靠力量,为深化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经。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些人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奉若神明,机械照搬苏联经验,企图以夺取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接连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在同苏区“左”倾错误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斗争中,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准确掌握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初步确立了党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根据红军出击赣南闽西以来的情况,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对这些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作了分析并进行了纠正。如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为纠正主观主义,主张通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并且要通过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些思想,已带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萌芽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开展寻乌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和总结,写下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分析并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和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本本主义”,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斗争工作,是空洞的唯心论,提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明确要纠正本本主义,需向实际情况作调查,通过调查获得科学结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要结合中国国情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是单纯依靠外来的经验和遥远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依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来获得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通过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村调查实践,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此前对中国革命的诸多判断和观点,如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具体性、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等,使他更加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思想和做法,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开展农村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又调查发现新问题新情况,在思考和解决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了其理论思考,如关于基层组织问题、富农问题、城市问题、群众工作问题和土地分配方法等,使毛泽东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更加丰富、全面和深刻。

三、中央苏区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方法及启示

在中央苏区农村社会调查中,毛泽东坚持科学的态度,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并注重对调查研究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与总结,形成鲜明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特点,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启迪和教育。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始终高度重视并践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并依靠调查研究来进行决策部署。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在他看来,科学认识和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要坚决摒弃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善于开展社会调查。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发言权的基础和前提,强调只有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的人才会有发言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重要性的最著名论断。在革命形势、革命环境不断转变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应对挑战,取得革命胜利,其重要方法即是从调查研究中获取社会问题最基础的知识开始,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针对党内党内当时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倾向),毛泽东尖锐指出:“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不仅如此,他强调调查研究还要“真功夫”“正确的功夫”。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由此可见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

毛泽东深入长冈乡调查之际,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期,党内“左”倾路线盛行,把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扩大红军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为回击“左”倾教条主义,科学回答在国内革命战争条件下农村根据地建设必要而又可能这一重要问题,毛泽东开展长冈乡调查并总结其经验,用大量的事实和书对当时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作出严正回击。在报告中,毛泽东强调:“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带着问题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搞好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目标。毛泽东认为,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毛泽东还形象地把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的过程比喻为“十月怀胎”,将解决调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过程拟作“一朝分娩”,提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一重要论断。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系列调查,都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都是为解决当时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遇见的问题而开展的。在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关系党和根据地前途的亟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正确处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如何正确科学分配土地,如何正确划分城市中工商业者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等,都需要加以解决,并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毛泽东选择寻乌开展调查,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解中国富农问题和小城市的商业问题,并通过寻乌调查“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抽多补少”基础上还要“抽肥补瘦”的举措不仅确定与优化了苏区土地革命政策,也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最基本的土地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改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反对本本主义”——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一些人受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影响,对农村的阶级状况缺乏了解。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在这一观点基础上,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为什么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深刻揭示了这种本本主义的巨大危害:“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会产生“空洞的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会产生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甚至会导致革命斗争的失败。

如何纠正本本主义?毛泽东强调,“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才能产生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并且随着革命斗争形式的不断变化,还要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不断调整斗争策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调查过程中,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方法,体现了求真务实的作风。

(四)“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诚心诚意拜人民为师,和群众做朋友,从而调查出真实情况来。毛泽东指出,搞调查研究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倾听群众呼声的过程;调查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深入群众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开展调查的对象十分广泛、代表性强。毛泽东在寻乌召集的调查会,参加的有县商会会长、杂货店主、工人、县府钱粮办事员、贫农、开过赌场的老童生、做过小生意的乡苏维埃委员、秀才出身的小学教师、廉洁的区政府主席等。毛泽东还亲自到有关地点和单位进行深入走访,和老表一起下到田间劳动和畅谈,掌握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寻乌的地主、富农人口不过8%,却占有80%的土地和全部较大的山林;而占人口90%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有20%的土地。他还总结了农民所受的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三种类型共23种具体剥削方式。了解民情民意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得出了“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等重要结论,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兴国调查时,请来调查的农民开始很疑惧,不知道是要做什么。调查第一天只谈家常事,农民脸上没有一点笑容,话也不多。后来,毛泽东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使参加调研的农民了解了他的真意,慢慢有了笑容,话也多起来了。再到后来,调查就毫无拘束,可以热烈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才让毛泽东真正了解了土地革命后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对待革命的态度。

(五)“解剖麻雀”与“全面研判”——调查研究必须注意工作方法

科学的调查研究需要以科学的工作方法作支撑。科学的工作方法对于调查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至关重要,其时效性和实效性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技术与方法的运用。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包括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等等。毛泽东认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他后来肯定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用这个方法得到了很大益处,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对于如何开调查会,他强调到会的人事真正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或群众,在调查时要将他们当成“可敬爱的先生”,调查会参与人员不必多,但是要急于时间,明确调查纲目,自己口问手写,并且同到会人员展开讨论。纲目则要事先准备。“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同时,调查研究还要善于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毛泽东极为重视典型调查。他强调,“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合的结论。”“这就叫做‘解剖学’。寻乌调查的内容,系统详尽、丰富透彻、细致入微、酣畅淋漓,是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寻乌社的一幅全景图。当然,毛泽东也强调,了解决某个问题,仅选一个典型往往不够,应该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既要解剖麻雀,更要全面研判,才能使了解的情况既广且深,得出的结论也就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选择了正确的战略道路,确定了正确的基本路线,制定了明确的基本方略,而这一切的基础,源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主动,持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这又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实际的深入调查研究。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大力提倡、身体力行调查研究,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为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也为我们掌握中国革命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调查研究的作用和要求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学习研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弘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创造和培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学好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对我们贯彻落实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推动新时代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