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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明史专家方志远教授
发布时间:2008-11-04 部门: 作者: 来源:江西社科报第144期 点击:1572

  率真随性 厚重深邃



本报记者  王琦 刘金爱



  方志远简介: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

  1、《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2、《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

  3、《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

  4、《中国政治通史·明代卷》

  5、《明清江右商帮》

  6、《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研究》

  7、《(明)成化皇帝大传》

  8、《旷世大儒——王阳明传》

  9、《千古一人——苏东坡传》

 

  作为本报扩版后新设栏目学人风采的第一期访谈人物,方志远教授在百忙之余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中,他以惯有的率真随性在娓娓道来中展现出一位长者和学者的厚重深邃。

  本报记者:现在年轻人做学问普遍存在心态浮躁、学习不得法等问题,请谈谈如何确定研究方向、选准研究方法?

  方志远:首先要声明的是,我并不认为心态浮躁是年轻人的错,贫富悬殊、诱惑太多,不但要养家活口,还希望过好日子,能不着急、能不浮躁?当然,做学问又要切忌浮躁。这中间实在是矛盾。对于这个矛盾,我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说说搞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搞研究第一是选择正确的方向,然后是时间投入,最后还得靠点天赋,这恐怕是所有搞学术的人的共识。过去比较多的是说勤奋加天赋,其实勤奋加天赋未必够,如果路子没选对可能还是问题。但方向或路子的对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找热点,一定要赶潮流。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热点问题,都有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是不是跟上了热点就算赶上潮流呢?其实也未必。事实上,热点问题和冷门问题是时常发生转换的。所以,一个学者研究方向的正确与否并非看其是否热门,是否热点。以历史学为例,关键是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是否真正是当时社会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是否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能够起到一定启示作用。如果是的话,在目前可能不是热点和主流问题,但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成为主流问题。还有就是考虑这个问题是否有拓展空间,研究该问题是否对相关问题会产生影响。如果是,这路子应该就对了,接下来的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在学术的道路上坚定的走下去。当然,不断关注学术动态、随时修正方向同样也是重要的。

  本报记者:您在研究过程中感到最艰苦、最茫然的阶段是哪一个?

  方志远:事实上,一个学者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困惑,至少我自己是这样。主要困惑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路是不是选对了、是不是该修正了?第二、方法是不是陈旧了、是不是有新的方法需要吸收了?第三、自己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是不是还应该挖掘出一些创造力了?事实上,困惑的过程正是不断提高的过程。

  本报记者:您指出“读书要有穿透的学术眼光”,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

  方志远:我是想尽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未必就做得很好。我所说的“穿透的学术眼光”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一是尽可能地从看似简单明了的文字记载中去揭示文字背后的事物,即所谓“读书得间”;二是尽可能地站当时人、当事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去理解他们的动机和行为,穷极其“合理性”;三是尽可能从现实的体验和关怀中验证学术结论,历史固然是现实的镜子,现实又何尝不是镜中的影子。一个历史研究者,只有同时具备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关怀,加以对资料的全面把握和充分解读,才可能具备学术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当然,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性,所谓“穿透的学术眼光”也是相对的,或者说,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如果不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就永远谈不上“穿透”。

  本报记者:有些人认为您是一个颇具个性的学者,请问学术和个性之间是否会相互冲突?

  方志远:学术和个性从来都是统一的,所谓“文如其人”。每个学者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术个性。但个性不一定是偏激,不一定是愤世嫉俗。比起偏激和嫉俗,包容和气度是更高境界的个性。我的理解,个性是一种创造力,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批判眼光,是习惯于用这种批判眼光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理解问题、解答问题。但是,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开始往往是以“异端”方式出现的,这并不是学者的“刻意”为之,而是为着求真“必须”为之。这就需要学界的理解和社会的宽容。我一直在说,江西文化或“赣文化”本身存在三组对应文化,第一组是摇篮文化和主流文化,第二组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第三组是附庸文化和异端文化。我们过去比较多的关心精英文化(如陶渊明、欧阳修、汤显祖等),比较少的关心大众文化(如农业文化、移民文化、工商业文化等);但精英文化恰恰是在大众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过去比较多地津津乐道于附庸文化(如科举文化、官宦文化),但是真正体现江西创造精神的恰恰是异端文化(如王学左派、宋明讼风)。其实,所有后来成为经典的学说,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几乎都是异端。如孔子授徒讲学打破了“学在官”的格局,私学挑战官学,此为异端;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体验功夫,被斥为“伪学”,也是异端。当然,也仅此而已,不能因此而得出极端的结论,因为能够成为经典的异端毕竟少而又少,大量的异端是永远也成不了经典的。正如我们今天正在创造的大量学说、大量成果,这些学说和成果中的绝大多数最终将被遗弃,其中的一些发表之日就是成为垃圾之时。

  本报记者:能够结合您读书的体会谈谈何谓“读书得间”?它和“不尽信书”之间有什么辩证关系?

  方志远:所谓“读书得间”,如前所说,就是从人人都读得到、读得懂的文字中发现内在的涵义、揭示隐藏的故事。举一个小例子。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一条记载,说是与友人看口技表演:

      一瞽者以小屏围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贩姜邸中,为邸主京师人所赚,因相殴投铺。铺中徒隶与索钱,邸主妇私与徒隶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心已大异之。忽呈解兵马,兵马又转解巡城御史鞫问。兵马为闽人,御史为江右人,掌案书办为浙江人,反复诘辩,种种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铺中奸情,遂拖夹拶诸刑,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

  这段口技的精彩,不仅仅在于表演者以一人之力,模仿出“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也不仅仅在于表演者能使所模仿的人物“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还在于表演者将各地的职业特征也充分表现出来:贩姜的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坐铺的邸主为京师人即当地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我自认为“得间”的结论是:一场普通的艺人的表演,恰恰揭示了当时的地域职业特征。明后期的地域性商人中,以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最为合适;赣、浙、闽为科举大省,尤以江西为甚,而科道官须进士出身,故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则用福建乡音;绍兴师爷的前身——浙江书办当时已是一大社会现象,故书办用了浙江乡音。

  关于“读书得间”和“不尽信书”间的辩证关系,我在《历史方法论二题》一文中有所涉及,可一读。

  本报记者:谈谈您读书的一些好方法?

  方志远:很难说有什么“好”方法,只是喜欢读书、一天到晚想着书而已。孔子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要喜欢,以此为乐,人人都会有读书的“好方法”。

  本报记者:您一般写一篇文章要多长时间?

  方志远:就历史学者来说,“文章”和“论文”是两个概念。文章一两个小时可以写一篇。但论文很难说,在材料收集得差不多的情况下,最短的用过一个星期,最长的花了一年零二个月。收集资料的过程也很长。当然,要做成“博士论文”那样的长篇“论文”,或许全力以赴也要三、四年。我相信有一气呵成的好文章,但是绝对没有一气呵成的好论文,至少写历史论文我以为难有这样的天才。一篇好的历史论文可能需要反复思考、反复修改。我认为,好论文固然是写出来的,但更是改出来的。

  本报记者:您说过做学问既要理解古人,又要昭示后人,可以谈谈读古书的目的是什么,它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吗?

  方志远:我读古书的目的是研究历史,但从来不认为“读古书”可以推动社会发展,更不认为社会发展一定要读古书。美国才多少年的历史、有几本古书?但是它也照常发展。悠久的历史是令人羡慕的财富,以史为鉴,可能使我们少走些弯路。但这个史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包括全人类的历史。

  本报记者:您提出“学有根柢”,能否具体谈谈所谓根柢指哪些方面?

  方志远:对于学历史的来说,我觉得“四书”、“五经”还是要读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思想的源头,《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也是应该读的,否则,就不能叫“学有根柢”。但这里仅仅指历史研究者。至于其他的书,视研究领域而定,但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常识也应该具备。以我之偏见,历史研究者最好得具备一定的数学头脑和抽象思维能力。

  本报记者:您自己的著作中最满意的书是什么?

  方志远:坦率地说,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出过一部自己认为“最满意”的著作。如果说“比较满意”,《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勉强可以算,因为它收集了一批资料,提出了一些问题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有几篇论文我认为还是满意的,如《“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从一个比较小的切入点展示了一个比较大的时代,同时揭示了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再如《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文史》2004年第3期)、《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等我也认为值得一读。另外,感谢《江西社会科学》的主编余悦教授和龚建文教授,他们约了我两篇稿子,《谷霁光先生的学术历程和学术个性》和《历史方法论二题》(分别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和2007年第6期),我认为也尽了心,因为不能辱没《江西社会科学》。总的来说,越是最近发表的感觉越好些,因为整个中国学术都在进步。

  本报记者:最后,可否送给年轻人一句座右铭以为鞭策?

  方志远:我最怕的就是说“一句话”,总觉得自己没有说“一句话”的能力,可能这个能力的缺乏是影响我成为“大”学者的重要原因。兹引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中三句话,与年轻人共勉:“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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