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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世界、中国和江西——《明清江西社会经济》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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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农业考古》编辑部 作者:施由明 更新时间:2018-10-12 点击: 204  【打印】【关闭

1368年明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终结是一个世界、中国和江西都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变化和转折的时期。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如英、法、德等,在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中,在交织着血和泪的“圈地运动”中,在新航路的开辟和野蛮的海外掠夺中,从封建社会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北美的美国和东欧的俄罗斯及东亚的日本,在西欧国家的影响下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19世纪后半叶自由资本主义还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发展高峰,在被侵略被掠夺的痛苦和耻辱中,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这样的大背景下,江西经历了从稳定发展到饱经战乱及被殖民侵略的转变。历史在这500多年中是那样的跌宕起伏,令人思绪万千。

明朝建立时,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连续发展:从商周灿烂的青铜文明到春秋战国铁器时代农耕的大发展,从两汉的大一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到唐宋元封建经济的高峰,中国的社会经济与科技文化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伴随中国历史的进程,江西区域的社会经济同样经历了古代文明的多姿多彩,青铜文明的灿烂辉煌,铁器时代农耕的较大发展,两汉的稳定开发,唐代的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和元代的繁荣。直到1368年,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国力、中国的财富、中国的科技文化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这其中有江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江西新干青铜器的发现,曾令世人惊叹江西上古社会经济文化的水平之高;江西新干战国大粮仓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远在战国时期江西粮食产量之大;汉唐宋元,江西区域的手工业如制瓷、造纸、矿冶、造船都是中国的先进之区。自夏商周至元末,江西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区域。

然而,从14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500多年里,历史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本强大的“天朝上国”却不再强大了,曾创造过四大发明的科技领先之国却在西欧的机器大工业的轰鸣中远远落后了,原本向中国“朝贡”的一些国家却来欺凌中国了,历史似乎是要嘲弄中国人。其实,历史是最公正、最客观的,历史的变化总是有它客观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这些历史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当明朝建立时,西欧国家的生产力还很落后,长期的农奴制严重束缚着欧洲大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然而,也就在14世纪末,中国的朱元璋着力于被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的恢复时,西欧的封建农奴制也在解体。农奴制解体后的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在15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然而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国家仍然站在世界文明的边沿,和那时强盛、先进的中国明帝国相比,西欧国家仍然黯然失色。英国学者威廉·S.阿特韦尔在《15301650年期间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一文中说,直到16世纪中叶,东西方海上贸易展开之后,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诸国,都没有多少受人欢迎的商品来与中国的商人交换,以致不得不把从南美洲掠得的白银用来购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①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论证了在15世纪中国的科学仍居世界前列。实际上,从15世纪初直至17世纪末,也就是从明朝中期直至清初,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都不低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

然而,也就是从15世纪初至17世纪末的300年中,中、西历史发展的趋向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仍然在以农为本的封建老路上繁荣、发展着,而西欧则开始了转向资本主义的工业世界的行程。

西欧国家由于食肉、饮乳的习惯,一直都很重视畜牧业,畜牧业在农业中占有重要的比重。由畜牧业而兴起毛织业,这是欧洲历史发展的逻辑。在1213世纪,欧洲大陆的尼德兰地区(即现在的比利时、荷兰一带,其南部是现在的比利时,北部是现在的荷兰)毛织业开始发达起来,刺激了英国养羊业的发展。羊毛交易的活动,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的发展,进而城市兴起,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14世纪,英国的毛织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呢绒出口不断增加。15世纪,英国农村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部分小农逐渐贫困破产,沦为雇农,少数则上升为富农,租进领主的庄田,购买破产农民的土地租佃权,逐渐成为租佃农场主。15世纪,英国的农村普遍出现了从事呢绒生产的家庭手工业,商人也因此活跃起来。包买商逐渐把整个生产过程——纺、织、整、染等都控制了,把分散的各执一业的家庭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形成了在商人支配下的众多的分散的手工工场。15世纪,英国的城市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富裕的行东控制着贫困的行东,帮工和学徒则成为行东的雇佣工人。而1617世纪,则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头羊——英国,急剧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又是大规模地剥夺农民土地、向海外殖民扩张、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

开始于1314世纪残酷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到15世纪末已相当疯狂,形成了英国历史上的“羊吃人”现象,暴力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阶层壮大,形成了一批由富裕农民、商人、企业主转化而来的资本主义大租佃农场主,同时也造成了大量无业游民,为英国准备了大批雇佣工人。而英国在16世纪的对外掠夺和殖民扩张,又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额货币财富和海外市场。到17世纪,英国国内雇佣几百人的手工工场已相当普遍,不仅在毛织业,而且在采矿、冶金、金属加工、制盐、制玻璃、造纸、制硝和酿造啤酒等工业部门中也都发展起来了。到1640年,终于爆发了以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力军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两次反复以后,在1688年最后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建立了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政权,世界近代史也由此开端。

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是以农作物种植为主的国家。农业(特别是谷物种植)是国家的基础,是人民生存的依靠。在明代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把农业看成国家的根本,最大限度地发展种植业,而手工业和商业(特别是商业)被看成末业,重农抑商既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政策,也是中国历代思想家的主张。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所面对的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他不可能超越以前历代皇帝的做法,他所能做的仍然是加强封建专制,着力于发展农业(主要是粮食生产)。朱元璋这样做了,他从政治制度(如机构设置、官吏体制)、教育制度和农业政策及税收制度等方面,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这艘巨舰继续在以农为本的封建航程中前进。

经过明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即15世纪至l7世纪上半叶,明帝国呈现出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繁荣:粮食产量大增,经济作物广种,手工业日趋发达,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市镇也日益发展。此时段的中国,也有西欧国家发展的某些特点:手工业、商业、城市在发展,甚至在一些经济发达区,如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棉织业和丝织业及其他地区的一些行业(如制瓷、造纸、矿冶)中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明代的江西如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历经了元末的战乱,且江西是主战场,其北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4世纪的最后30年,是江西社会经济的恢复期。15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江西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较大发展,是当时中国的重要经济区:

明代的江西如同以前的历代,是中国的产粮区,朝廷在江西的征粮总是位居全国的前列,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廷在江西征米2585256石,在全国各区域中排第2位;弘治十五年(1502),朝廷在江西征米2559706石,排全国各区域第1位;万历二十六年(1598),朝廷在江西征米2528270石,在全国各区域中仍排第2位。

明代的江西是中国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和油茶林区,苎麻、蓝靛、甘蔗、油茶等作物成规模的种植,使江西农村商品经济也活跃了起来,农村圩市大增,平均每县超过了10个。

明代的江西还是全国的重要手工业区,制瓷业和造纸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如景德镇的制瓷业,“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万杵之声殷地,光火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日‘四时雷电镇’”②。铅山县石塘镇的造纸业,“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③。其他如榨油、制糖、夏布纺织及造船等也是全国的名区。在制瓷业和造纸业中还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景德镇的制瓷业,每日佣工“不下数万人”④。

明代的江西还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之区。江西有天然的交通优势:赣江和大庾岭商路自唐代以来就是中国境内的一条重要长途商路,两广货物运往北方和北方货物运往南方都依赖于这条商路。江西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的发展,更加活跃了江西境内的商业贸易,大江南北的商人都进入江西运销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或转运货物,如曾在江西为官的明人王宗沐在其编纂的《江西省大志·陶书》中描写江西的瓷器运销:“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江西的纸也行销大江南北,特别是徽闽商人会聚江西运销。

无论是江西也罢,全国也罢,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某些地区城市的繁荣、商人集团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都没有松动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小农经济牢固地维持着封建专制政权,更没有瓦解社会的阶级结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仍然是社会的主要阶级。因而,15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中、西历史的趋向也就极大地不同了:中国在封建的老路上继续前行并创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则转到了资本主义的新路上并飞速前行。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后,英国历史发展的步伐不再是封建时代的缓慢而沉重,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行了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和殖民政策,来保证资产阶级获得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从而迅速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圈地运动的扩大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重要土地政策。革命前英国的圈地是零星的、非法的,被看成一种私人的暴力行为。革命后英国的圈地是在议会的鼓励下进行的,议会不但批准而且还从法律上保护。18世纪,英国议会先后通过了2500多个圈地令,圈占了5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有的死于饥饿与贫困,有的移民到殖民地,有的成为农场的雇工,大部分流入城市,成为后备劳动力。因而,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大工业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国内市场。

海外掠夺是英国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另一重要手段。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英国先后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先后战胜了这些国家,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同时,对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掠夺,在1757年至1815年间,仅从印度就掠夺了价值达10亿英镑的财富。18世纪以后,又垄断了当时的奴隶贸易,从非洲的罪恶奴隶贸易中获取了惊人的利润,仅英国港口城市利物浦的运奴船,在1783年至1793年间,就贩卖奴隶30万人,赚了1500万英镑。

圈地运动和疯狂的海外掠夺,使英国工业的发展获得了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和巨额资金。17世纪到18世纪,英国成为世界上手工工场最发达的国家。然而,手工工场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既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又不能把小生产者从本部门中完全排挤出去,因而,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手工工场的生产已不能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贪欲,由此,推动资产阶级追求生产技术的革新,开始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工业革命,即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生产。18世纪60年代,英国在经过扩大圈地运动和疯狂的海外掠夺积累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之后,开始了这一历史进程,通过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在19世纪30年代末完成了工业革命,英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被推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进一步结合起来。

就在西方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高歌猛进、机器大工业不断代替手工业的时候,中国社会也在经历封建时代的最后辉煌,这就是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康乾盛世”。清朝前中期的四个皇帝励精图治,延续了明代中后期的发展势头,在原来封建体系的框架下,使中国社会各方面达到了极致:

农业表现在通过鼓励垦荒,耕地面积远超以往历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六十年(1795),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增至空前的2040亿斤,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此外,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较明代规模更大,在中国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如广东、福建的水果种植,江西的苎麻、油茶种植等。

手工业则表现在手工作坊数量、手工业种类比明代更多,生产规模也更大,如广东的冶炼业、山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江西的制瓷、制烟和造纸业等。在这些手工业中,分工进一步精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继续发展,达历史的最高水平。还形成了一批以手工业著称的城市,如苏州、杭州、南京等。

商业贸易的发展与繁荣也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全国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长途贩运比历代更频繁,种类也更多。集市不仅数量大增,商品交易也更活跃。在乾隆末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形成了农村集市网;在交通发达之地,还兴起了一大批商业繁盛、人口集中的市镇及商业枢纽型的城市,如临清、淮安、上海、天津、重庆、汉口等。各地的商人也更活跃。在对外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英国商人每年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来购买茶、丝、土布等,特别是茶叶。乾隆末年,中国每年“盈余”白银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征额的20多倍。

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的城市在康乾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到乾隆末年,全世界有10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此外,康乾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空前昌盛,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发扬光大,人才辈出。

康乾时期的江西也同样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辉煌,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市镇、圩市的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顺治和康熙前期江西的社会经济处于恢复期,到康熙中后期恢复到了明代中后期的水平。从康熙中期到乾隆末期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期:荒地被开垦,江西仍然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区,大量的粮食输往邻近的广东、福建、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促进了邻近这些省份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朝廷每年在江西的征米仍然在全国的前列。在康乾时期,江西农业的另一大变化是经济作物和油茶林比明代种植的规模更大,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和油茶林区。手工业如制瓷、造纸生产规模比明代更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一步增长,传统手工业如制糖、榨油、制烟等都进一步发展。江西境内的商品经济也更活跃,大江南北的商人会聚江西贩运手工业品和农产品,赣江和大庾岭商道转运贸易更繁忙,沿线的城市如九江、南昌、赣州进一步得到发展,赣江水系还崛起了四大名镇——河口、吴城、樟树、景德镇,农村圩市增加并形成网络。文化教育也继续昌盛,特别是书院教育仍然是江西的特色。

尽管在康乾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发展已大大落后了,西欧的英国正大踏步走向工业社会,但此时中国的国力仍然是强大的,东西方仍然处于一种均势,尽管这均势在乾隆后期开始失衡,西方国家仍然没有实力和胆略来进攻中国,而此时西方国家也还忙于海上争霸和争夺殖民地。实际上,此时段的西欧各国及北美、东欧、东亚各国中,也就只有英国在工业发展的大路上猛进。此时段的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还处于被掠夺的地位,直到1783年北美独立,才成立独立的国家(美国)。此时段的法国尽管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在发展,但仍然是个根深蒂固的封建国家,直到1789年法国才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此时段的德国商品经济也在逐渐活跃,手工工场也得到初步发展,但德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还十分微弱和缓慢,还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国家。此时段的日本尽管城乡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成长,但还是一个纯粹的封建性的国家。此时段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尽管侵略性极强,对中国有很大的威胁,但中国还有国力去抵御。

也许让后人很惋惜的是,此时的康、雍、乾三帝如果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闭关锁国该有多好,也许就不至于后来那么悲惨。但作为封建皇帝,他们只追求“长治久安”,只习惯于“天朝上国”的自豪感,只习惯于好大喜功,又如何能对世界形势有清醒的了解,而产生危机感呢?尽管此时的中国已危机四伏,北方的俄国从陆地上、西欧的英国从东南沿海已对中国构成威胁,也许闭关锁国就是他们所能采取的自卫手段。

正是因为没有对世界的了解,没有清醒的危机感,当19世纪前40年世界正急剧变化和转折的时候,中国的嘉庆、道光两位皇帝在稀里糊涂地忙于应付国内危机(如白莲教起义)中,在官员贪污腐化和国力不断衰落的趋势中过了40年,而此时东西方的均势正在走向严重失衡:

英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在19世纪30年代完成,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社会生产力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并仍在大肆掠夺印度等殖民地,对中国正虎视眈眈。

美国在1783年独立之后,就走上了工业革命之路,并极力扩张领土和殖民开发。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农业也从自然经济过渡到了商品经济,且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农民的分化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列宁称之为“美式道路”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法国在18世纪末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农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并向工业革命迈进,在19世纪7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工农业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德国和英、美、法相比,在19世纪上半叶还落后得多。在工业中,手工工场和小手工业仍占主要地位,工厂生产的比重不大,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70%的农业国,但资产阶级正在积蓄力量,在1848年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日本在19世纪上半叶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但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在成长,封建制度正走向崩溃。

19世纪上半叶的沙皇俄国,封建农奴制经济正日益解体,工场手工业有较大发展,农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封建的自然经济正日趋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正逐渐发展,且极具侵略性的沙俄正向欧洲和亚洲扩张,正日夜企图侵略中国。

嘉庆、道光时期(17961850)的江西,在国力的衰退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放慢,江西的地方官如同全国其他地方的官员一样,贪污、苛征成风,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但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仍然在缓慢发展。江西的经济作物和油茶林种植仍然保持了康乾年间的规模,经济作物和油茶加工仍有扩大,商品经济仍然活跃,农村集市的数量仍有增加,制瓷等手工业尽管没有大的发展,但保持康乾时的水平。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世界和中国、江西都发生了极大的转折。英、美、法在完成工业革命后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德、俄、日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工农业都快速发展,也逐渐走上了垄断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践踏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一系列的特权,掠夺中国的原料,并把中国作为倾销商品的基地。而此时的清政府已腐败无能,并忙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对外国殖民者的侵略已无招架之力,只有割地、赔款的无奈。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曾奋起,也曾呐喊,但都因为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外国侵略者参与镇压,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中体为本,西体为用”的学习西方科技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如大唐帝国、大明帝国、康乾盛世那样的封建强盛时代,都如明日黄花,辉煌不再了。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路途中,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1911年走向终结。

19世纪下半叶的江西如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饱受了战争的摧残。18531865年清军和太平军在江西境域厮杀,为镇压农民起义,清统治者在江西最大限度地榨取赋税。战争的摧残刚结束,外国殖民者的势力又侵入江西,在江西掠夺资源和倾销商品,江西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注释:

①转见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②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

③康熙《上饶县志》卷一○《要害志》,陈九韶:《封禁条议》。

④光绪《江西通志》卷四九《舆地略》。

 

 

 

 

 (编辑: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