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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的江西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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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作者:李国强 更新时间:2018-10-25 点击: 232  【打印】【关闭

引言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于1984年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省经济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社科院成立之初,省里在郊区塘山乡永溪村(即今青山湖隧道一带)征地近百亩,集省社科院、省社联和省委讲师团于一体,建设江西省社科活动中心。这个庞大的计划实施才一年,就因压缩基建规模而停止。

    19944月,我接任省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省社联主席、党组书记时,讲师团已经退出,部分土地被划出,只剩下52亩地、两栋宿舍。原计划建设的17层办公楼及图书馆、研究生楼等附房,仅打好墙基。有史以来,省社科院、省社联(以下简称院、会)一直是“无房户”,两年前才在本土沿洪都北大道各自盖起两层简易房,作临时办公用。院内墙基裸露,一片荒凉,搭棚养鸡、开荒种菜者不乏其人。由于进出无路,为图方便,许多人习惯从工地、水塘边的水泥钢筋架下面钻,弯腰成常态,磕碰是常事。

比硬环境更为严峻的形势是,1992年前后,受“全民经商风”影响,社科院一下子注册了数十家公司,省社联也办了劳动服务公司和“日月星”公司。这些公司除本单位部门及个人办的,还有外单位包括外商挂靠的,基本上是皮包公司,而均由院、会担保。很快,经济效益不见,经济纠纷频发,院、会一时狼烟四起。“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一家“日月星”公司就被缠斗一年多。到社科院上门告状、讨债,到法院打官司,执行裁决来社科院封账、扣车、转款者屡屡发生。我作为法人代表,就曾被法庭传唤过几次。

    上任头一年,我扮演的是“救火队长”的角色。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主持院长办公会,原院长白永春打来电话,说东湖区法院来了3个人,为抵债要扣他用的皇冠车。我放下电话立即与省高等法院沈德咏副院长联系,紧急求援。沈德咏说人家执法,不能妨碍,你让他扣,我下午找他们院长沟通。

    还有一次,因征地填塘费用结算纠纷,永溪村民悍然挖开社科院大门前的路面,以示抗议。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坚壁清野,公务乘车被迫在院外安全处上下。

    有人说我受命于危难之中。当时社科院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工作条件太差;二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一些人对社科院工作中心产生了模糊认识,一度大办公司;三是人心浮动,一些年轻人或“孔雀东南飞”,或明里暗里“下海”。好在社科院明白人多,大办公司的结果,使社科院“赔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痛定思痛,广大干部、科研人员很快觉醒过来,迫切希望尽快结束管理失控、科研受困、人心浮动的局面。这或许就是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所付出的学费。

根据省领导的指示精神,我和彭聚先等院、会班子成员,统一认识、齐心协力,组成专门班子负责清理整顿公司,院领导、法律专家、干部、工人一齐上阵,抓紧排查“定时炸弹”;加强财务管理,严防账上经费被划。凡外单位或个人挂靠的公司,一律脱钩;本院所办公司在清理后一律停办。一段时间里,我和班子成员厚着脸皮,频繁出入省计委、省财政厅、省、市法院和检察院,“哭穷”,讨饭,求援。

 

一、重建大楼,动用省长基金

    排除干扰,是为了抓好科研这个中心工作。我当时认为,治院理政头绪纷繁,但争取早日重建社科大楼,是重中之重,是应该抓紧的“牛鼻子”。

还在1994324,省委副书记卢秀珍,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舒惠国找我谈话,宣布省委决定时,我就表态说,省委决定了,我只有服从。依我对社科院、社联的了解,长期无“窝”,经费紧张,社科院一年科研经费才26万元,已借外商85万元,省委要给点“救急粮”。卢秀珍说,你去后摸清情况,给省委反映,争取省政府解决。

    4月18下午,舒惠国送我到职,在院、会中层干部会上宣布省委决定我到院会任职并讲话后,我说:我此时诚惶诚恐,如芒刺在背。担任院、会的头,主观上我思想、知识、经验准备不足,客观上院、会工作条件太差。这些年大家坚守岗位,颇为不易,今后将同大家一起,以务实的态度,求实的精神,扎实的工作,服务院、会。散会后,送舒惠国上车时,我说:“我要讨饭,请你支持!”他说:“你先把内部理顺,把钥匙找准再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大家讨饭,不要怕难为情,我支持你!”书记、部长的话让我心里略为安定一点。

因为省社联主席要经常务理事会选举产生,423,原院长、主席周銮书带我到傅雨田家,请他莅会。傅老原是省委书记,退下后担任省社联名誉主席、《当代江西简史》主编、省经济学会会长。简单的交谈后,周銮书开始为院、会“哭穷”。傅老说:“你们要去‘哭秦庭’嘛!不给钱,你就把人放走,关起门来,不就安定了吗?!”临别,傅老送我俩下楼,风趣地对我说:“你是新客,我送你下楼”。这是我头次到傅老家,老人的直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忙忙碌碌中,1995年春节将临。123日下午,我依循惯例,率班子成员开始走访慰问70岁以上的省社联常务理事。在傅老家,寒暄之后,傅老问起社科院大楼情况,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说是按17层设计打的墙基,1987年动工,1988年停建,已经7年了。当时,我没有想到也不好意思请傅老就重建大楼发话。

未料三天后传来消息说,125,省领导毛致用、吴官正、朱治宏、卢秀珍、舒惠国、舒圣佑、黄智权等到傅老家慰问,傅老说了一番话:“我没有别的意见,你们明年应把社科院办公大楼盖起来,不盖,我就叫李国强辞职!”

傅老当着这么多省领导的面,说出这番话是有分量的,我意识到重建大楼的时机到了。我和班子成员商量,我们要抓住时机,抓紧工作,争取春节后启动。我特别拜托名誉院长姚公找吴官正省长。姚公德高望重,又是省人大常委、省民盟副主委,他早年在鄱阳中学教书,吴省长以老师相称。

接下来的10天,我在亢奋和期待中度过。215日下午,我和姚公出席省委关于“两会”人事变动协商会。会前几分钟,吴官正进来,同我和姚公聊了几句。他对我说:“姚公是江西最有学问的人,也是最谦虚的。”要我多向他请教。又对姚公说:“你要多支持国强同志工作。”

220,省人大八届三次会议在艺术剧院召开,上午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下午分组讨论。我在小组讨论发言时,呼吁加大社科经费投入,保留地(市)、县社联。我说,社科院大楼盖了8年,至今还是一个墙基。鉴于省财力紧张,原设计17层,建议先盖6层,以应急需。因为省计委只给社科院列了60万元,显然无济于事。发言后,我便和彭聚先副院长到省计委,找傅文仪副主任说明先建6层的理由。当时,我们分析了一下,盖17层难度大,且每层990平方米,6层就有5900多平方米,院、会不足300人,目前基本够用。傅主任认为有道理,要我们找王明善主任和省领导。

此间,姚公不负所托,傅老再次发话。222日晚,姚公来电话说,他在省人大会议主席台上找了吴官正省长,说社科院大楼没有列入计划。省长说:你们没有得力的行政院长,给过钱没有用好。姚公说: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国强同志来了,很困难,很着急,他直接在抓。这时,黄智权副省长走过来,吴省长问:老黄,社科院大楼怎么办?黄省长说,去年给了151万元。姚公说,那都还债了。吴说:等我从北京开完“两会”回来再说吧。

25日晚,傅老秘书告知,下午省人大闭幕会前,傅老在主席台上又找了吴官正、黄智权说:“社科院大楼应该上。”吴官正说:“给他们钱,他们用不好。”傅老说:“那是以前,现在国强同志去了嘛!”同一天晚上也接到姚公电话,说人大闭幕后,吴官正省长主动找到他说:“转告国强同志,不要着急,等我从北京回来想办法。”姚公得意地说:“如果我没有感觉错的话,上大楼有希望。”我此刻也信心满满说:“是的,不是你老多情,是省长有意。我们准备为你树记功碑。”

果不其然。两天后,227一早,省计委通知,要社科院院长带一位处长去谈上大楼的事。接着,舒圣佑常务副省长秘书叶磊来电话说,下午舒圣佑、黄智权、召集社科院、科学院、卫生厅、党校开会。我因主持院年度工作会议,就请彭聚先副院长去,回来告知,省长动用备用金540万元,分给4家,社科院310万元,上大楼6层。当天晚上,我把这一信息反馈给傅老,感谢他对社科院的一贯支持。傅老说:“这件事,一是你们理由充分,二是省长支持。解决了就好。”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吴官正不等到北京开“两会”,就提前作出的这一重要决定,给院、会一个大大的惊喜。28日晚吴官正又委托舒圣佑副省长正式通知我,并叮嘱再三:“你们一定要用好这笔钱,用得漂亮点。有困难,我们解决。你们是新班子嘛,用不好,唯你是问!”我说,请省长放心,我不会乱花一分钱。

消息传到社科院工作会,与会同志精神为之一振。院办主任张振治说:“社科院一年来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人心思走到人心思定的转变,从管理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从一度工作中心不明到以科研为中心的转变。”我也如释重负,在作会议总结时说,到院工作10个月来,激动过两次,一次是省政府特地给我们一笔还债钱,无债一身轻;这是第二次,大楼重建,院、会从此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了。

讲到不会乱花钱,我至今还记得,那几年社科院(含10个研究所)每年接待经费1.5万元,汽车费用13万元。五湖大酒店与社科院近在咫尺,是南昌市首批几家星级宾馆之一,但我们没有在五湖搞过一次活动,吃过一次饭。那几年,大哥大流行,有的单位用公款为领导配备或支付话费,我们经集体研究决定:不跟风!此事后来受到省纪委表扬。

 

二、书记视察,指点院会发展

1994105,原“中心”一附楼落成,省社联率先搬入,结束了建会36年来居无定所的历史。12月,省委决定,省社科院与省社联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我仍然是头戴“四顶草帽”。199516,省社科院在附房举行建院10周年纪念会,白栋材、傅雨田、卢秀珍、钟起煌、陈癸尊等省领导和首任院长李克参加。没有钱发纪念品,只是组织编写《江西省社科院建院十周年》一书,内容主要是介绍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和十年大事记,人手一册。这是社科院第一次在自家屋内为自己庆生,上午大会,下午文艺演出,自娱自乐,喜庆空前。

    对于院、会来说,附房的落成使用,还只是一个小胜,大仗是重建社科院大楼。继228吴官正委托舒圣佑叮嘱我要用好建设大楼经费。之后不久,我在江西人民医院遇到吴官正,报告说310万已经到账,我们一定用好。此时吴官正已是省委书记,他说:“这是几年的省长备用金,你们要用好。你们是困难,但过去没用好,现在你去了,社科院很重要,市场经济怎么搞?需要好好研究。省党代会的报告稿马上要发下来征求意见,你们帮助把把关。7月要开京九线产业布局会,你们多出出主意。”情真意切,语重心长。

江西经济欠发达,财力十分有限,社科院大楼动用省长备用金,实属无奈,也非同寻常。书记、省长一再叮嘱,我深知肩负的责任。为此,院、会成立基建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我任组长,副院长肖春云任副组长,李树红、龚绍林任办公室正副主任,薛孝祺等为成员。这几位同志都是清廉自持,踏实干事的干部。我强调重建大楼是一项省长工程,是院、会也是全省社科界多年的期盼,我们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事在人为。大楼1995524动工,第二年519日乔迁。从建成到装修、搬入一共花了360天,比原计划提前了5天。大楼严格按设计图纸施工,工程不留尾巴,资金没有缺口,紧接着建图书馆、研究生楼也是如此,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乔迁之日,院、会喜气洋洋,文学所所长吴海说这是“世纪之迁”。

大楼的重建和院、会的发展牵动着省领导的心。199644,我一早接到吴官正秘书余蚕烛的电话,说书记上午要来社科院、社联看看。我问几点钟到,他说8点多钟吧。结果我750分赶到时,吴书记7点半就到了,正在和秘书长熊盛文察看施工中的大楼。很快我和班子成员都到了,陪同他察看院内环境,随后到附房二楼会议室,与大家座谈。开始时他一脸的严肃,后来越谈越兴奋。他说:

你们院内的环境太脏了,不像一个研究单位。客观上在搞基建,但门口的牌子就没有搞好,办公楼的走廊、楼道也不干净。搞研究也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各人门前雪总要扫,这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管理问题。要几个小钱不是什么问题,你们的关键是管理。客观上的因素不是主要的。举个例子,二次大战时,盟军攻入柏林,在一防空地下室看到有小孩在读书,桌上摆着一瓶玫瑰花,说:德国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那是什么样的客观条件。环境差,是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通病,搞精神文明建设的自己不讲文明。南昌大学我就说过几次,现在好些了。知识分子有些散漫,有人给别人提意见很生动。我到一个单位先看两个地方,一个食堂,一个厕所,最能反映一个单位的卫生和管理状况。你们再不搞好,到时我带几个省领导来扫垃圾。从院长做起,其他人也会跟着做。我在武汉当市长时,一段时间街上很脏,到处扔的是西瓜皮,我带市领导推着小车去打扫,区委书记、区长们就坐不住了。只要抓,环境卫生是可以搞好的。

你们图书馆基脚上的菜地、棚子都要搞掉,地基保护好,房子还是要盖的。

(我汇报说省里很支持,这两年给了五六百万)。你们是干事的,我们支持。李国强同志到任后,还有你们在座的几位,干了实事,单位比以前更好,工作有成绩。310万元盖新大楼,没超过,没乱花,这是不错的。现在又给了30万,把会议室装修一下,买点书架、桌椅,剩下的钱把环境整治好。不是省里不给钱,钱应该给,但关键是你们要干实事。像过去几年那样,怎么敢给钱呀!上半年,在71日前,把环境整治好。不要种那么多花,多种点树和草,不落叶的树如桂花树、茶花树。种花你们不会管,树落叶,你们也难扫。

学术著作出版难,主要是发行量太少,完全靠国家补贴也不行。发行也要争取搞上去。(我与彭聚先汇报到《江西通史》从1984年立项至今,历经李克、白永春、周銮书到我4位院长,书稿已完成,但出版经费困难至少需要2万元补贴时)你们写个报告,我给你们批一下。(彭聚先离开去写了报告来,吴书记当场在院里的报告上签批:“请雍忠诚同志酌情支持,并向智权同志请示定。此书已历四位院长,还是今年出版为好”。)

科学院、社科院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现在要严格管理。要在华东地区排第一、第二,可能还没那个本事,但争个第三、第四,可不可以?硬环境不行,软环境可以搞得更好一些,发挥学术上的优势和特色。你们有个女同志余品华就不错。你们的历史所不错,哲学所不错。

写书,主要是要选好题材。《中国母亲》一书的点子是我出的。现在看来,也有不足,写海外的太少,写了宋庆龄,但她的母亲也可以写。还有蒋经国的母亲毛氏,也是可以写的,这和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蒋遗弃了她,而她最后又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从这点上讲,也是能唤起爱国主义热情的。

苏东剧变之后,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组织分三类:一类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类是理论上、政治上摇摆不定;第三类是成为社会民主党。我们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概括。

中国的改革,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但问题还是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匈牙利那个名气很大的经济学家科尔奈也是光看病不开药方。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要加强经济研究,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运用系统理论的观点进行研究。当前经济问题很多,金融问题就很突出,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负债比重过大。搞活国有中大型企业,从理论上讲还没有很好解决。当前要研究的,一是宏观稳定;二是微观搞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促进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经济研究要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要吸收一些搞自然科学的人来搞。搞经济的同志要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这样才能把研究搞深入。经济研究还要与企业、地市相结合。

经济所要加强。3个经济所集中在一起行不行?挂3块牌子在一起上班。社科院不要随便进人,带好现有的队伍,人少一点,搞精一点,搞好一点。300人不一定比200人出成果多。

(当我汇报到《江西当代简史》编写问题给省委有一个报告时)解放以前好写,当代难写。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没有写到他那个时代。当时代的事,是历史过了以后才写出来的。当代人写当代人,自己写自己,怎么写?你写我吴官正,表扬,我不干;贬低,我也不舒服。这个问题要请示中央。全国的问题好办一些,中央都有定论。地方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对一些问题并没有作定论。程世清怎么写?倪献策怎么写?江渭清怎么写?对生产责任制怎么评价?我的态度,对此事要慎重,一是不争先,不要带这个头,等全国出了十七、十八个省的,听听反映后我们再出;二是工作继续做,什么时候出,不忙;三是如果要我们审查、盖章,我们就要负责。现在出这部书有两个局限,一是难以把握一些问题的是是非非,弄不好,会引发争论,影响安定团结。另一个是许多问题不经过一段时间看不清楚。比如说,围垦鄱阳湖问题,当时说围少了,没有洞庭湖围的多。现在看来,围少一些是对的,有利生态平衡。没有一定的时间,不经历历史的检验就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当我汇报到今年社科院、社联有6个全国性和华东片区的协作会,准备在10月份套着开,到时请吴书记莅会时)可以,只要我在家,我有时也身不由己。要开会,你们的环境这个样子不行。

(当姚公汇报到正编写《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一书,我请吴书记阅稿,写序并给予出版补贴时)序,我不写;稿子,我也不看。经费问题,你们写个报告送给盛文秘书长,叫他跟管财政的同志说一说。我要说一点,写历史人物也要客观。如写王安石,他的心胸就很狭窄。还有张居正,他是个非常自私的人。改革,很好。但他们的问题、局限性,值得我们今天搞改革的同志吸取。

社科院的研究要突出重点,一个铁球不能放电,一根电线的一极才能放电。学科设置要有重点,形成优势,就是这个道理。一年能搞好一、二个有价值的成果,就有成绩、有贡献。余品华同志的文章,两次获“五个一工程”奖,就为江西争了光。

江西正面临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但还要有50年,江西才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有个机遇问题。江西和湖南,在明朝以前,江西发达得多。状元,江西有几十个,湖南才一个。湖南出了个曾国藩,影响了湖南三代人。这个人镇压太平天国是不好的,但他非常聪明,能文能武,也很廉洁,带动湖南出了不少人。你看他的《冰鉴》和《家书》,写得多深多细。江西的发展,面临机遇,京九线贯通,但也不是几年就可以上去,要实事求是。现在江西人口外流,到沿海去,我相信以后他们会回来。从外面来江西几十万、上百万,江西就上去了。江西在明朝以前发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大迁移,客家人多,王安石、文天祥等都是客家人,一些精华都要集中于此。人口流动是正常的。人才外流,从眼前看,似乎人少了。但从长远看,还会流回来,包括打工的,学了本领回来办厂。现在沿海污染,福建人到江西养特种水产,也是好事。

你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出来的东西,有的人家暂时不赞成,但事后会赞成,历史证明是对的,这样的成果就有价值。

你们这里是搞研究的地方,应该解放思想,活跃学术气氛。要学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要走出去,到厂矿企业去,多座谈,多交流。搞经济的要研究社会,搞社会学的要研究经济,经济和社会是分不开的。对知识分子,政治上要严格要求,只要拥护党和国家,有点小毛病,不要上纲上线,要让他们把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一个人要干事,伸不开手脚不行。[]

这是吴官正就任省委书记后,第一次到省社科院、省社联视察,前后待了3个小时。《江西日报》44头版头条对此作了报道。

 

时隔4个月,816,吴官正又一次来到院、会。这一次事先没有通知,上午11时,我们正在开办公会,他只身悄然进入大楼,我闻讯休会去陪他。在察看图书阅览室、优秀科研成果陈列室后,到四楼会议室,与班子成员和部分中层干部交谈。这一次吴官正面露笑容,谈话气氛一开始就十分轻松。吴官正说:

听说社科院、社联搬了新楼,面貌有了变化,我今天来看一看。现在环境确实比上次来好多了。办公楼盖得还不错,会议室也像个样子了,310万办了这么多事,你们还是会办事,也是老老实实地办事的。

社科院现在总体上比以前好多了,走进来感到很安定、平静。这说明大家很团结,团结才会安定。关键在管理,管理出效益,现在比以前要好,但管理还要加强。

(当我汇报到大楼盖好后,还有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即图书馆、食堂和下水通道时)图书馆和食堂都应该考虑解决。相对省里其他项目的投入来说,你们这是小钱,盖个食堂用不了多少钱吧?有机会我会和有关部门通通气。

社会科学院、社联这个阵地非常重要,还有党校。我们长期以来对社会科学重视不够。我们搞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重视社会科学是不行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上无先例,无现成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马克思主义也要研究发展,要和我们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当前改革中的许多新问题、新情况,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寻求解决的办法。搞经济建设,没有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支持不行。社科工作者要下功夫,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拿出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你们现在大楼盖好了,办公条件改善了,你们的职工住房也解决得不错。再把图书馆盖起来,多买点书,这也是基础。办公和宿舍区的环境要布局好,要有绿化地带,不要见缝插针都盖满房子。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要有个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共产党人也不是光干活、吃饭,也要休息,要娱乐,工作后换换脑子,搞点文体活动,放松放松。要关心中青年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他们是主要力量,我们这些人现在条件好了,要关心他们的身体。[②]

在送吴官正上车时,我问:我们是否要去省计委谈建食堂的事?吴官正说:“不要,我会说。”一周后,我在江西饭店遇到舒圣佑,他主动说:“你们盖食堂要80万吗?”我说,省长,我们测算过的,不敢大开口。省长笑笑,点点头。这是后话,说明书记真的与省长通过气。

吴官正在参观中对优秀科研成果陈列室和江西地方文献室很是称赞。第三天就让秘书送来他的新著《庙堂之高 江湖之远——改革发展的实践与思考》5本入藏。吴官正赠书不久,省领导白栋材、毛致用、舒惠国和作家杨佩瑾、陈世旭等纷纷送来自己的作品。已故邵式平的亲属也将老省长生前用书43123册捐来收藏。

822上午,吴官正在办公室约见《当代江西简史》副主编白永春、王英和我,在听取关于编修当代江西简史的工作汇报后,讲了以下意见:

你们不久前曾给省委提交了一个报告,要求解决修史中的几个问题。省委几位书记认真研究了你们的报告,给了一个意见。这是省委反复考虑的,是集体意见。

修史是为了总结过去,宣传省情,教育后人,开辟未来。希望同志们尽量把当代简史修好。希望你们在修简史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力求做到真实、客观的同时,要向前看,要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江西的发展。相信同志们会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讨论时,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上书时,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尽可能周到。据传有这样一种说法,官史一般不修当代史。为什么不修?因为很难。身历其间,难于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这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都不是偶然的。对于这些事件的判断,由于时间和认识的局限,往往在短期内难以做到准确。正如苏东坡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过相当一段时间后修,通过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可能会更有分量。[]吴官正从省长到书记,一直关注省社科事业发展。两次视察和约见,都联系江西改革开放实际,强调社科研究要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深入实际,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强调院、会要严格管理,加强软硬环境建设,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强调尽量把江西当代简史修好,总结过去,宣传省情,教育后人,开辟未来。

省领导的重视,推动了院、会建设和社科事业的发展。我在华东社科院协作会和几次会上,把江西动用省长备用金盖社科大楼,以及吴官正视察我院情况作了介绍,引起兄弟单位的赞叹。103,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报》以《搞改革开放一定要重视社会科学》为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吴官正这几次讲话精神,在社科界一时传为佳话。

 

三、建章立制,科管理并进

大楼的重建,大大改善了院、会工作条件,各项工作也走上正轨,院、会连续三年实施“管理年”,坚持外树形象,内强素质,理顺关系,建章立制。科研、管理齐头并进。主要措施有:

   (一)实施工作考核制。行政人员坚持坐班制,有限的奖金按月发放,考勤合格者奖,叫奖勤罚懒。科研人员每周二、五上午集中,按专业职务业绩要求制定考核标准,年终考核达标者分红,叫奖优罚劣。这虽然是院、会制定的“土政策”,但实施后效果明显:上班守时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一些“下海”者开始“上岸”;科研成果数量增多,质量不断提升。

     (二)加强对策研究。院、会把开展对策研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88123,吴官正省长在省社联第四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提出:“全省社科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为加快和深化改革,振兴江西,献计献策,拿出新的‘隆中对’。”据此,省社联联合广电厅、新闻出版局和江西日报,先后于1988年、1994年、1998年组织三次大规模的“兴赣隆中对征文活动”,分别收到征文485561751篇。每次一个主题,每次都评选优秀征文并结集出版。“兴赣隆中对”征文活动出了成果,出了人才,成为江西在改革开放初期,坚持社科研究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创新形式,也是省社联工作的一个品牌。省社科院不少成果受到重视。我的《庐山“申遗”成功后的思考》《为何“醒得早、起得晚”—试析江西经济工作中的一种现象》等对策文章,也获好评。

98抗洪后,院、会将9月定为“调查研究月”,组织大批科研人员开展灾后重建与发展调研活动。副院长尹世洪率工作组进驻南昌市郊区罗家集,抓灾后重建,受到省、市表彰。经济所长汪玉奇带队深入重灾区波阳县昌洲乡调研,所写该乡根治水患的方案,为有关决策机关所肯定。9月上旬,我率队赴星子、德安、永修3县调研;下旬随舒圣佑省长到波阳和余干考察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问题。调查月结束,院、会召开调研成果汇报会,并与省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灾后恢复和重建”研讨会,一批成果受到广泛关注。1999119,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王洛林率《特大洪灾后中国经济发展走势与对策》课题组16人来赣调研,对我院此举高度评价。随后,院、会党组于319研究决定,成立江西发展战略研究所,与《内部论坛》合署办公,统筹院、会力量,为对策研究搭建新的平台。

    (三)抓紧实施“五个一”工程。1994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吴官正提议写一本有关母亲的书。在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社科院承担写作、省出版局负责出书。结果,《中国母亲》8月动手,11月成稿,12月出版,获1995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同年,哲学所所长余品华又一篇文章获“五个一”工程一篇好文章奖,江西还有电视剧《京九情》获奖。三分天下有其二,社科院一时声名大振。

(四)加强青年学者培养。1994年五四青年节,社科院召开青年座谈会,听取青年科研人员对院、会工作的意见。927,经院、会党组决定,举行拜师会,实施导师代培制,以老带新,首批确定导师17名,带培青年科研人员40名。这项制度,是我从复旦大学取来的经。文革前,复旦贯彻高教六十条,各系普遍实行导师带培制,效果显著,我从文革批判的大字报中,发现了它的价值。导师从科研、思想、生活上关心、指导青年,给青年人压担子,指导他们走正路、出成果。为拓宽培养人才的途径,我们还定点重点学校,代培一批硕士生,同时通过在职攻读、出国进修等多种渠道,鼓励青年成才。农经所谢茹、经研所黄志刚、当代江西所何友良、历史所吴孟雪、省古籍办胡迎建等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1995117,《江西日报》对此以《省社科院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为题作了报道,社会反映良好。

(五)设置江西地方文献室。在院图书馆专藏赣籍作者论著,目的是建成江西省社科文献中心和江西地方文献中心。同时也可减轻购置图书的压力。与此同时,在文学所设立江西文学研究文库,近期是为编撰《江西文学史》积累资料,最终目的是建成江西文学的资料中心研究高地。省内外赣籍学人对此反映热烈,把这“一室一库”视为精神家园,从省领导到学人踊跃捐书入藏。19961010,《江西日报》发表署名夏雨的文章指出,这一举措“不失为一种颇有创新意识而又独具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好方式。”

(六)筹建优秀科研成果陈列室。大楼启用之日,也是陈列室开展之时。社科院成立十余年来,发表论文7093篇,出版著作440部,共计9245万字。科研处好中择优,展出部分精品力作,故又叫“精品室”。设立精品室,意在增强科研人员的精品意识,也是院、会对外的一个文化橱窗,参观者无不点赞。

(七)抢救国家课题。因为大办公司的干扰,社科院一度出现挪用科研资金,致使一些研究受到影响。国家计划课题必须确保完成。我们组织精兵强将,从重点课题抓起,确保经费到位,抢救性进行。我率队到寻乌、景德镇等地,开展国情调查课题计划之寻乌调查、景德镇陶瓷公司、南昌飞机制造公司调查,高质量完成国家任务。

(八)建立计算机中心。那几年,院里购书经费不足,但购置计算机设备也刻不容缓。为适应形势,满足科研需要,我们提出要求,舒圣佑省长从备用金中拨出30万专款,院里再挤钱配套,建立了计算机信息中心。第一批配备80多台计算机,初步形成联络各研究所、图书馆和职能处(室)及女子专修学院的科研、教学与信息管理局域网。该局域网采用国际先进水平的布线系统,全院布有34个信息点,配备了打印服务器和大屏幕投影机,全系统具备多媒体功能。

(九)还清会议欠债。那些年,由于院、会经费和环境条件的限制,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不敢承办,一些地区或全国协作会轮到江西承办也一推再推,确实有损形象。为此,我们跑省财政厅,争取一点专款支持,两年还清会议债。例如:19955月,由院、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国防大学有关部门在南昌联合召开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1月,社科院与中国民俗学会 等联合举办首届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等。19969月,社科院承办华东地区社科院第12次协作会,同时套开社科刊物等2个小会。10月,省社联承办“三南”地区暨华东地区社联协作会,同时邀请“三北”地区省(市)社联代表与会。会债还清了,无债一身轻,兄弟单位对江西也刮目相看。

(十)发展社会力量办学。省社联依托智力资源优势,于1988年办有江西社科业余大学,1995年根据形势需要,改组为江西女子专修学院,每年招生二三百人。1997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落实省社科院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制两年,培养高层次适用人才。经报请省委、省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发“江西地方粮票”,即:该班学员成绩合格并取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颁发的结业证书者,均享受国民教育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历和待遇。学员结业后,仍在原单位工作。首届金融专业班85人,于1999年开学,除院、会学员25人外,还有60名学员来自省直单位。此举既为院、会和地方培养了人才,又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有人说我为院、会栽了两棵“摇钱树”。

 院、会发生的变化,干部群众的情绪,也反映到院、会年度工作会上。199632122日院、会召开年度工作会,钟起煌、黄懋衡等省领导出席。钟起煌提前到会,察看新大楼时,戏称我是“中兴之主”。一年前,他要我“一手抓‘五个一’工程,一手抓建大楼”,这次要我“一手抓科研,一手抓创收”,确保一年80万,力争100万。在22日的闭幕会上,3位小组召集人汇报小组讨论情况后,姚公神采飞扬,即兴吟了两副对联:

过去是:

进院四鞠躬;回家三磕头。

现在是:

万象更新,群策群力,迎接新世纪;

大有作为,一心一意,科研上台阶。

 

四、省长发话,科研要上台阶

随着院、会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内外交往开始多起来。1995年夏,上海市社科院专家团来院、会考察,座谈中双方交流,上海同志认为,江西社科院大福利(指住房)好,小福利(指奖金)差。后来我将此话反映给省领导,他们也认可。

1996717,中国社科院国家级、院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休假考察团来江西。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著名哲学家汝信带队,共13人。18日到社科院参观并与我院专家座谈。精品室吸引了客人的目光,亚太所、日本所所长张蕴岭对汝信说,我们院也应该搞个精品室。汝信说,对,要搞。座谈会上我介绍情况,汝信等8位专家发言。汝信还欣然为《企业经济》题字,并与大家在大楼前合影留念。

下午,专家团在南昌市参观。晚上,吴官正在滨江宾馆会见并宴请,省领导张克迅、黄懋衡等参加。席间,吴官正说:国强同志,你去了两年,干了不少实事。安居乐业,安是安定,居是有宿舍;乐业谈不上,是创业,叫安居创业。讲到江西经济发展,他风趣地对专家们说:江西经济还不发达,我们是在生存线上挣扎,我是“生产队长”,请专家们关心支持江西的发展。整个晚宴,气氛融洽,相谈甚欢。第二天,专家团到庐山、井冈山参访。

着眼于社科院的发展,人才是关键,安居是前提。我到职时,社科院正在新建两栋宿舍,还没验收,留有基建经费缺口。当时,社科院只有一位博士(省科学院、省农科院也都各有一位博士),为了吸引高端人才,留住精英人才,我借鉴省卫生厅建知名专家楼的经验,计划建一栋高知楼,还有重建院图书馆和研究生楼。据此,院、会向省政府报告,希望早日列入基建计划。此举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1997417,舒圣佑来院视察。812下午,又带着省计委主任王明善和省财政厅副厅长李锅根来。一见面,舒省长对我说:“你要去中央党校学习,在你走前来为你们解决一些问题。”以下是院办当时的记录整理稿:

舒省长一行在院、会领导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院、会的工作区和生活区,以及图书馆和研究生院基建工地,边看边发表意见,对院、会的环境在短期内发生的变化感到满意,指示一定要搞好规划、搞好绿化,要有自己的特色。在大楼,他从一楼到六楼,再到楼顶,还特地察看了计算机房,认真观看了优秀科研成果陈列室的展品,称赞说这个搞得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欣然签名留念。随后,舒省长一行来到四楼会议室,听取院、会工作汇报并讲了一些意见。

今天我主要是和明善同志、锅根同志一起来看看大家。

省社科院、省社联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这几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思想比较稳定,队伍建设抓的比较好,集中反映在为振兴江西的经济,为江西的两个文明建设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许多科研成果。对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理解是深刻的,行动也是快的。我看了《内部论坛》和《企业经济》,只是《内部论坛》的字太小,以后输一份字比较大的给我。我很想把你们这里作为营养库,从中吸取营养,以补自己的不足。

省委、省政府对社科院、社联的投入、支持,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尽了很大努力;第二,与你们的需要、与你们的发展相比,差距不小,这与我们省的财力有关系。但是,要逐步解决,年年有所改善、有所提高。根据你们讲的,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三件事,一是今年建研究生院楼,请计委审查一下,要不要120万元,算一算定下来,今年给足,计委拿40%,财政拿60%;二是80万元的食堂和锅炉,解决一下,从省长预备费解决;三是30万元计算机网络资金解决一下,由财政给,从预备费拿。

第二步,明年解决200万元的历年来欠账问题,请省计委和财政厅对决算审查,超面积要作检讨,下不为例,明年解决。

第三步,“高知楼”要解决。一套建筑面积100多平方米,共40套,要算算多少钱,明年立项,年底动工,后年完成。

有了这三步走就会给人以希望,使人有奔头。

食堂是解决“下里巴人”问题,计算机也不算“阳春白雪”了,时代不同了,手段落后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知识分子的时间就是浪费最大的财富。这个问题我很重视,上次来我就讲了,要解决。

对以上各项,省计委和省财政厅研究一下,看行不行,行,就具体操办一下。我来之前和智权同志通了气。计划由计委下,钱由计委和财政给,以财政为主。要想办法逐步改善一下社科院的条件,他们是高级智囊团。

对社科院、社联下一步的工作,我很赞成国强同志讲的,院、会就是要为江西经济建设服务,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是很重要的,是非常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一定要坚持以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解决江西两个文明建设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为中心。我看了余品华的文章和修水调查报告,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余品华的文章谈的是九江市国有小企业改制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看后第一次批了“很好”,第二次批了很长的一段话,给熊承忠同志壮了胆。这篇文章回答了不少问题。

你们这里有大量人才,科研力量雄厚。科研成果首先要出精品,其次要多,精品太少,寥若晨星不行,要繁花似锦。

要给你们创造条件,“大福利”(住房)好,“小福利”(奖金)也要改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首先要讲奉献精神,人生的价值是从对社会的奉献中体现出来的,这是第一位的。但人都是食人间烟火的,都有老婆、孩子,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还有横向比较,也要讲福利。

编制上要控制,手段、资料给你们改善一下。德国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所只有3个人,但效率很高。美国有名的兰德公司人也不多,美国高层决策不少出自兰德公司的建议。你们也有300来人,不比兰德公司的人少。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从江西的省情出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应用,着眼于深化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着眼于新的探索。如讲到经济问题,江西有五个结构不合理:

一是产品结构两低一小,档次低,技术含量低,批量小,现在江西没有多少可以拿得出的产品,叫得响的是景德镇瓷器,我曾多次讲“景德镇瓷器是单打世界冠军,团体赛名落孙山。”江铃、草珊瑚牙膏前几年可以,现在也有些情况。

二是从产业结构来讲。我省产业结构也不合理。1996年,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9 : 38.8 : 32.2,其中一产比重比全国高9个百分点,二产比全国低10.1个百分点。工业内部结构、农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我省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59.64%,比全国高3.65个百分点,轻工业占40.36%,比全低高3.65个百分点。在重工业中,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占58.6%,比全国高6.9个百分点,加工业比全国低6.9个百分点。

江西农业有优势,农产品很丰富,但农产品加工相对落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6.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烟、酒、粮、食品加工都比较少,去年烟的两税为5.0322亿元,酒税只有1.96亿元,接近2亿元,饮料酒混和量只有52.5万吨,其中白酒12万,啤酒36万吨。在食品工业中,没有一个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的。说江西是农业大省,要具体分析,我们的水稻是总量不算很多,商品率高,但亩产低。种早稻,粮多是好事,但早米大家不吃,是什么好事?所以我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提高水稻亩产,减少面积,种其他经济作物。江西有平原、有山区,养殖业有条件多样化。

三是企业组织结构,总的状况小厂多,大企业少。我们不仅要搞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大企业集团,也要抓一批销售上亿的小巨人。企业搞上去关键在于人,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四是技术结构,技术含量低。我省工业、农业领域高科技也少。要一届接着一届干,把我省技术含量提高,提高经济素质。

五是从所有制结构来讲,我省公有制的比重很高,在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中占91.45%,比全国高14.39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工业占68.77%,比全国高21.75个百分点;而个体、私营等其他经济只占8.55%,比全国低14.39个百分点。按95年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资产总额计算,我省公有为90.60%,比全国高12.5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为78.05%,比全国高18.14个百分点;而个体、私营等其他经济为9.40%,比全国低12.56个百分点。

国有经济是提高运行质量的问题。国有企业负债很重,华安针织内衣厂成了“国无”企业。国有企业不要在什么领域都占领,关系国计民生的才要。广东、福建、浙江国有比重比我们小很多,你讲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吗?这些问题不着眼于实际,如果还是老一套的理论,将一事无成。要着眼于对江西难点与热点问题的探讨。你们要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江西的经济就更有希望。社科院、社联在为省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上,要有自觉性和坚定性,也要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要联系实际研究问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研究现实问题。你们这个单位很重要。今天,主要是来看看你们,尽一点“后勤科长”的责任。今天,我为什么请明善、锅根同志来?我这些话也是讲给他们听的,他们是“副科长”。

请向全院、会的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敬意。你们有什么好的东西请寄给我,我一定拜读。[]

舒圣佑也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一年两次来院、会视察,不仅为我们“一揽子”解决“安居”问题,而且对社科发展方向、学风等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关于江西经济结构的分析,对我们认清省情,开展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课题。他视社科院为“营养库”,对我们是动力也是压力,给科研人员以激励和鼓舞。

 

这一年4月,吴官正调离江西,舒惠国任省委书记。舒圣佑来院、会前,曾就安排建“高知楼”基建项目事,同舒惠国通过气,舒很支持,说:“好嘛!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条件应该好一些。” 舒惠国也很关心院、会的工作,他为社科院陈文华、陈荣华主编的《江西通史》作序,为我与何友良主编的《当代江西五十年》题写书名。1998419,他到社科院出席“加快产业化经营座谈会,要求院、会加强发展对策研究,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当好“思想库”、“智囊团”。从此,院、会进入一个安居创业的新阶段。

马克思说过,环境也能创造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环境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是一致的。人能适应环境,也能改造环境,并在改变环境的同时改变着自己。随着硬件建设的逐步到位,院、会环境绿化、净化、美化工作也提上日程。大楼落成之际,我向老友、省行政干部管理学院院长方彦讨来几棵雪松等景观树;将大楼前水塘填平,营造出一块青草地;又在大楼与生活区之间的道路两旁种上翠竹,蔚成一道风景。

9月,我去中央党校学习,置身中央党校优美的校园,我心念院、会,写了《思念青草地》和《竹赋》两篇散文在院报发表,意在倡导“先绿后园”精神。11月我撰写论文《列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最后思考》,提交省第四次邓小平理论研讨会,获得肯定,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据与会同志告知,钟起煌大为赞赏说:“中央党校真是个好地方,国强同志去一静下来就写出好文章!”

1999年底,我调离院、会到省科技厅工作,但我人走家不搬。如今退休了,和当年风雨同舟的伙伴们常在青山湖畔散步,诸多往事萦怀心头。我庆幸自己在院、会工作期间,躬逢改革开放的美好时代,遇到了几位求真务实的开明领导:老书记傅雨田,老卖(迈)年糕(高),屡屡为院、会建设吆喝;省领导吴官正、舒惠国、舒圣佑、卢秀珍、钟起煌、张克迅、黄懋衡等倾心尽力扶持社科事业;而我有幸在他们麾下为这块热土倾注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

                                       201712

                                   ( 作者:原江西省社科院院长,省文史馆员。 )     

 

 

[]摘自江西省社科院内部资料《吴官正同志视察省社科院、省社联时的谈话纪要》(199644

[]摘自江西省社科院内部资料《省委书记吴官正视察院、会时的谈话要点》(1996816

[]摘自江西省社科院内部资料《吴官正同志约见白永春等同志时的谈话》(1996822

[]摘自江西省社科院内部资料《舒圣佑省长视察省社科院、省社联时的讲话》(1997812

(编辑:杨晨)